清华产业，名播天下，群英荟萃，将星云集，既有集家国情怀、学者智慧、商业思维于一身的企业家，又有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的科学家与艺术家。他们引领清华产业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勇担责任、昂首前行，创造着一个又一个辉煌。自2016年6月起，清华产业官方微信号重磅推出《月度人物》栏目，讲述清华产业企业家、科学家、人文艺术家的精彩故事，彰显大家风采。

       程京，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现任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及医学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奥生物集团总裁，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和中组部千人计划。程京院士主持建立了国内急需的疾病预防、诊断和预后分子分型芯片技术体系，领导研制了基因、蛋白和细胞分析所需的多种生物芯片，实现了生物芯片所需全线配套仪器的国产化。2016年11月，程京院士继2008年后再度荣获有我国生命科学“诺贝尔奖”之誉的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2017年1月，程京院士当选2016年度十大“北京榜样”。他还曾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光华工程科技奖、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奖项和荣誉。本期清华产业《月度人物》带您走近程京，倾听他的“健康中国梦”。


       编者按：当一位国医大师谈中国传统医学时，对大部分听者来说都是理所当然，但当一位从事生物工程领域研究的专家特别是院士来谈中国传统医学时，对很多听者来说都会提出疑问。

       但是，中医传统理论如何与高精尖诊断仪器相结合，如何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打造“健康中国”，如何让传统医学落地生根、更接近科学，这些问题恐怕就不是国医大师能把握的。围绕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京，他也是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在DNA芯片、蛋白芯片、细胞芯片等领域取得了系统成果。

       Q：目前举国都在为实现健康梦而奔跑，而健康中国与生物工程技术更是紧密相关，作为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您是如何思考的？

       程京：“健康中国”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来的；“精准医学”是美国总统根据美国国情和技术提出来的。美国人口为3.2亿，然而中国人口有13.6亿；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面对全民健康的健康中国建设怎可将一个人口这么少的发达国家的战略战术直接搬到中国？我觉得这需要慎之又慎，思考了再思考。

       对于经济如此发达、人口如此少的美国而言，在精准医学上的费用支出还未必扛得住，更何况是中国！美国精准医学计划，单在科学研究上经费支出相当有限，但在中国，如果我们花费美国若干倍的钱去做与它类似的工作，做到最后会发现自己很冤。

       所以，我们应该忘掉奥巴马讲了什么，因为他是在讲美国。我们应该考虑中国自己的事情。健康是全人类都关注的事情，所以，我们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怎样才能让全体国民都健康。


       毛主席曾经说过，建设社会主义要多快好省，那我们应该考虑如何让全民多快好省地实现健康。这才是一个好的命题，有了这个命题才能去求解。多，即我们怎么让尽可能多的国民享受到文明和技术发展带给他们的实惠；快，即身体出现不适时，我们多快可以让他们恢复到正常状态；好，即我们给国民提供的这些技术手段的精准程度够不够高；省，即价格要我们能承受，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因为如果在疾病（肿瘤）晚期，即使精准程度很高，但花费巨大，这也是我们的家庭和国力所无法承受的。

       这四个要点提出来之后，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理性地思考了。首先，如果我们照搬美国的方式，来个人就全基因组测序，到放射科去核磁共振，拍螺旋CT，那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能解决多少问题？毕竟这些设备只有在大机构、大医院才能做，而且它的定位人群是病人。我们没有一家医院是针对健康人群的。可是，一方面我们说要实现全民健康，但除非身体出现了真正的疾病病变才去重视，如果是亚健康或者稍有不适，却没人关心。很显然，如果只关注疾病本身，来一个治一个，来一个抢救一个，而不去控制源头，病人就会源源不断而来，那后面的花费就做不到“省”，也“快”不起来，也许会比较“准”，但代价巨大，“多”就更难实现了。因为眼下的病人量就已经让我们的医院招架不住，更别提全部群体了。如若这样求解命题，最后自然得不到正解。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从中国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想明白、想清楚、想透彻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并提出来，很有必要。



       Q：在得到正解之后，您如何去描绘它的落地？

       程京：既然我们向西方求教不理想，那我们就向东方求教，向我们的老祖宗讨教。一个民族靠什么打下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烙印和符号呢？靠它的文明和文化，而不可能是一时一刻的某个技术。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学，中国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传统医学资源，今天可以称之为“中国医学”，而非简单的“中医”。迄今都被中国医学界奉为圣经的《黄帝内经》，即便是中国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真实内涵，更不用说全世界能对它有所了解了。

       《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的古文物，我们应该在新的技术水平下对它进行再认知，掸去浮土重新审视。做到去伪存真，让其得到升华，科学性更强，并为全世界所接受。为此，我们必须补充必要的实验环节，对它的多种原理、过程进行解释，把其中某些夸张或者似是而非的描述纠正过来，再传播下去。

       最开始，我们并没想过中医的事情，当时想的只是用分子检测去做疾病的风险分析，可是别人总问我一个问题，检查出风险后该怎么办？我说我们只管检测。别人说那还不如不检测。

       其实诊断是一个行业，治疗是另一个行业。中医谈调理，西医只谈治疗，治疗比调理晚，只有病人才去做治疗。因此，我们开始问津针对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的调理，这才开始进入中医这个领域，比如根据不同的体质分类，给我们按分类后的结果去搭配药食同源的体质调理饮品，以便让我们的身体尽量处于平衡状态，少得病。现在，我们的饮品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并在电商和实体超市进行销售。

       西方现在才搞清楚的3P医学（预测、预防、个性化治疗），对应的就是中国两千多年前所说的未病、欲病和已病。古人能做的就是看表型，现在我们可以用更先进的分析手段，从基因层面、蛋白层面进行分析，所以我提出表里如一，即你看到的表型和基因型是对应的。对于中国传统医学，我们不应只是简单的继承，而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让这些信息有机地融合到一起，这点我们可以做得比国外更好。我们可以花少得多得多的钱，保中国近14亿人的健康。


       Q：目前您有哪些产品结合了中医理论？

       程京：目前，我们根据中医目诊理论研发了一套诊断仪器——目诊仪，该仪器拍照记录人的眼睛巩膜特征、通过对不同时间段内眼部特征的准确对比，采用自主研发的计算机专家系统便可快捷方便地预知身体所出现的异常和病患。这套仪器的造价跟西方医学中常用的价格昂贵的影像CT、核磁共振简直没法比，价格不在一个水平。因为价格低廉，该仪器可以进入社区和家庭，而西方医学中的影像设备得具备一定规模的医院才能买得起，但他们检查不出来的许多早期病变，通过目诊仪看一下就可检查出来。譬如，通过目诊仪可以预测高血压风险已经来临，肾脏要注意什么等。但是中国一线的医疗机构至今尚无像目诊仪这样的影像系统，靠的是医生把眼睛扒开看，靠大脑和实践经验来诊断。我们的目诊仪系统可以将图像采集下来存到计算机，再根据统计学规律进行图像识别。它把人眼的巩膜分成17个区域，每个区域对应人的五脏六腑，通过综合观察眼内血管的生长粗细、颜色，眼白颜色的变化等，便可得知身体出现了什么异常。

       目前这款仪器已经做出了样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在基层社区和普通人家里看到它。类似这样的发明，可以惠及全人群，帮助实现传统医学的“未病先治”，而且花费少。

       再如，当我颈椎有问题时，发现中医艾灸盒不能直接贴在脖子上密封，让艾灸效果大大降低。对此，我们研制了一个跟圆柱型的脖子适配的转换套，一放上去，就像给马背扣上马鞍一样，大大提高了艾灸的调理效果。因此，艾灸效果不好并非原理有问题，而是需要在工程化的配套器具上下功夫，对其某些方面进行优化。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瑰宝，让它更加通俗化、科学化、工程化，便于推广，让它具有世界语言，可以让别人接受，彰显我们的文明。其实，中医博大精深，两千年前在《黄帝内经》中就已有关于通过音乐艺术在精神层面对人实施情志调理的描述，但因为我们太小瞧自己的这些东西，这些宝贵经验快濒于失传，与此相关的很多人才、经费和政策都没跟上。我们攻关的都是西方的技术，我觉得很可悲。我希望并提议政府能在“十三五”、“十四五”期间组织实施中国人“黄帝计划”，就是全民健康的“黄帝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