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育技术”取代“市场换技术”：一场关乎未来五年的竞赛

蔡彤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新质生产力”成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的高频词，折射中国发展逻辑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跃迁。

全会提出，要以科技自立自强“催生新质生产力”，并继续强化“航天强国”“农业强国”的战略地位，体现出对未来五年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持续重视，显示决策层已把“关键领域领跑”视为突破外部围堵、打开内需空间的胜负手。

相比以往“补短板”式创新，这次更强调“抢占制高点”，要求从基础研究、场景应用到产业转化全链提速，本质是把创新从辅助变量升格为增长主引擎。

数据层面，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排名世界第一，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2020年的第14位提升至2024年的第10位。

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十三五”末增长42%，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正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6%，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10.6%，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在加速。

同时，公报用“坚决破除卡点堵点”为统一大市场定调，意在用制度集成改革，把14亿人口的消费势能、海量工程场景和多元要素市场，快速兑换为新技术试错、新产业规模化的新优势。换言之，中国不再满足于“市场换技术”，而要凭“市场育技术”，用本土需求孵化原创产业，再以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全球。

能否在量子信息、商业航天、深海装备等赛道形成一批“链主”企业，将决定“十五五”期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创新不是口号，制度、资本、人才、场景必须同频共振；谁把改革红利转化为实验室到车间的“一公里”，谁就能在未来五年赢得竞争先手。

党的四中全会三个新提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刘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在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的十字路口，世界瞩目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办，作为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会议公报首次提出建设航天强国，包括太空经济在内的经济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

公报首次提及国际影响力，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的中国，不仅聚焦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而且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十五五期间，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不仅如此，还将通过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作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中之重，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及的关键词还有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等。

首先，在五千多字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公报全文当中有58次提及“发展”，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下，中国聚焦于发展，要实现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发展。公报有23次提及“现代化”，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国际治理能力现代化、军队现代化等各领域的现代化。不仅如此，公报29次提及“经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产业、科技、市场等十个主要方面发力。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增长将成为十五五的常态。

其次，公报提出十五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十四五末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十三五”末增长42%。

再者，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GDP迈向150万亿元大盘子的中国经济要向开放要动力，向改革要动力。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国内大市场充分建设好，建设强大的统一大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底气和锐气。为此公报强调要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而最终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十年超过50%。不仅如此，十五五期间我国通过新质生产力促进消费和投资，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

最后，更为关键的是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为此，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消费和投资可以互相转化，新供给和新需求可以相互促进，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两股力量支持下，中国经济在十五五期间可以实现5%左右的潜在增长速度，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中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作答时代之问

敦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专章部署，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开放促改革、以合作谋共赢的坚定意志，为动荡变革中的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和正能量。

第一，开放是促进改革、推动发展的重要法宝。中国通过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双向互动，持续削减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加速制度型开放进程。货物贸易规模连续八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较2020年增长32.4%，接连跨越五万亿美元和六万亿美元大关；服务贸易总额突破一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实际使用外资累计7200亿美元，新设外资企业24万多家，提前半年完成十四五引资目标，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标志性项目密集落地。对外投资稳居全球前三，高水平开放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

第二，开放是发展自身、造福世界的康庄大道。2024年，中国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主要贸易关系，十四五期间货物和服务进口总额将超过15万亿美元。对外投资累计为东道国创造三千多亿美元税收和大量就业机会，助推当地工业化进程。出口额从2020年2.6万亿美元增至2024年3.6万亿美元，增量一万亿美元，在单边主义冲击下展现强劲韧性。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比重过半，双向投资超24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共建国家投资超过1600美元，共建国家对华投资800亿美元，彰显了开放共赢的全球意义。

第三，开放是把握大势、破浪前行的坚定抉择。面对逆全球化思潮，中国以进博会、自贸试验区等平台深化制度型开放，在世贸组织框架内放弃新的特殊待遇主张，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货物贸易中高技术出口占比达18.2%，跨境电商较2020年增长67%；服务贸易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知识密集型贸易额增长38%；数字贸易加速拓展，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增长近四成。这些实践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印证经济全球化的历史逻辑。

碳达峰拐点后的绿色生产力革命

刘锦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行业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十五五”是我国顺利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阶段。“十四五”期间，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总量已提前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份额近三分之二，预计碳排放达峰目标将顺利甚至提前实现。

2030年碳达峰并非终点，而是中国式现代化进入“绿色再增长”阶段的新起点。2030年后，中国预计每年将比上年减少碳排放近4亿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把“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纳入“十五五”顶层设计，意味着达峰之后的主线是以新质生产力重塑增长方式与制度供给。

碳达峰目标实现后的绿色发展路径可从公报中所提出的各项重点任务进行贯通：

一是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抓手，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继续做强光伏、风电、储能、氢能、CCUS、零碳装备等战略赛道，形成以先进制造为骨干的绿色供给能力；

二是以新型能源体系为基座，加快源网荷储一体化等能源产业新发展机制的充分完善，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并网与终端电气化、氢化、数字化协同，重构能源安全的新内涵；

三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通“科技—产业—资本”三链融合，释放绿色技术迭代的规模效应，同时以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为牵引，促进绿色消费与绿色投资互促，完善绿色产品标准、碳足迹标识和政府绿色采购，激活“消费侧降碳”的巨大潜能；

四是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绿色金融为支撑，做深全国碳市场、探索碳税与环境权益交易，打通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与自愿减排市场，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与气候投融资能力。

在平稳顺利实现碳达峰目标之后，中国将继续发挥此前建立的牢固基础，向碳中和目标充分发力，以制度型创新和技术型跃迁驱动绿色生产力革命，在“稳碳—降碳—固碳”的阶梯式进程中实现质量更高、韧性更强的绿色发展进程。

十五五期间将为中国高端制造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申宇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十五五期间，中国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见，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仍然是十五五期间中国的重要任务甚至首要任务。高端制造将是十五五期间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的首次提出展现出了中国积极拓展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方向和决心。

十四五期间，中国制造业取得了显著进步，基本完成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这仅是中国制造强国的第一步战略。根据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十五五期间，将是中国制造强国第二步建设的第一个五年时期，将为中国制造业实现高端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仍然呈现大而不强的局面，近年来中国智能制造的市场规模保持在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占制造业的比重近20%。这距离30%的国际领先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中国在高端工业软件、高端芯片、高端医疗、核心工业部件等领域存在“卡脖子”风险，在工业母机、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正在快速追赶。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制造业发展“质的突破”和“系统性强化”，使得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得到实质性提升，真正步入制造强国行列。

以教育开放升级破解

“出不去、引不来”难题，激活国家创新体系

鲁东红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将科技发展目标从“十四五”时期的“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进一步提升为“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这一表述的深化，标志着国家对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的战略认知进入新阶段。

全会明确提出，要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系统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全面增强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在这一进程中，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根本支撑，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是实践路径，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协同发展则是基础保障。唯有实现三者的系统整合与良性互动，才能真正筑牢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是根基，为科技发展与人才成长提供土壤。“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累计向社会输送5500万人才，每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高校毕业生数量超过500万人，稳居全球第一。然而，教育对外开放存在“出不去”“引不来”“讲不好”等问题，西方国家对我国出国留学生设置障碍，来华国际学生仅占世界总量的3.5%，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力有待提升。

面向“十五五”时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尤其需要在教育对外开放上实现战略性升级。具体路径包括：在制度层面，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治理体系；在育人层面，建立更具全球胜任力的教育模式；在合作层面，推动形成更为均衡、双向交流的国际格局。

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内涵建设，推动教育开放实现从规模扩展向质量提升的根本转变。这不仅是对当前模式的系统性革新，更是对未来教育路径的前瞻探索。必须以更加开阔的胸襟、更具创造性的思路和扎实的行动，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为实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注入强劲动力。

制度型开放3.0：中国如何给全球一颗“定心丸”？

丁壮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确立为“十五五”关键战略，标志着中国将以更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发展红利。

“十四五”收官，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8年居全球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均约30%；双向投资规模稳步扩大，对外投资存量超3万亿美元，占全球对外投资比重增至7.2%；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累计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为共建国家创造超过42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实绩为“十五五”开放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十五五”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实现从规模扩张到制度赋能的质变。

其一，贸易创新提质。中国将推动贸易创新发展，重点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提升贸易质量和附加值，预计“十五五”末，中国货物贸易规模将达35万亿美元，贸易规模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为全球提供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

其二，投资双向扩容。中国将拓展国际循环，重点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特别是深化“一带一路”共建，带动东道国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领域合作将成为创造海外就业的新引擎，预计“十五五”末，对外投资年均增长约5%，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将达3500亿美元，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其三，规则制度对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仍是“十五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中国将在数据跨境流动、绿色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深化国际规则协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布局，将继续创造涵盖农业、矿业、制造业、服务业的大量就业岗位。预计“十五五”末，中国在海外将创造5000万个就业岗位，为全球化注入可持续发展动能。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深层逻辑，是中国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惠及世界，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经贸治理体系，中国不仅将为本国发展赢得新空间，更将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看我国科技创新部署的演化

李佳莹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当前，全球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愈发激烈，外部环境的逆风逆水与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交织叠加，科技创新支撑新质生产力成为应对内外变局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的核心目标，彰显了我国科技领域战略目标的动态演进。

从战略部署来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科技创新置于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等要求，并明确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等基础性部署。

本次全会则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章部署，科技创新部署紧随其后，并提升要求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发展性部署，表明“十五五”时期将更加注重科技、产业、经济之间的融通关系。

相关部署安排契合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引领了“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根据相关统计，我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从2020年的第14位跃升至2024年的第10位。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原创成果；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一。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50万家，较2020年增加83%。由此可见，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已由“追赶”转向“领先”。

此时，更需要保持并扩大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抓住机遇不断“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为实现科技强国、掌握更多国际竞争话语权奠定坚实基础。

因此，本次全会相关部署本质上确立了“科技引领、产业落地、生态支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通过“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转化土壤”，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布局形成系统性循环支撑，实现从“科技自立自强”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演进脉络。

随着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不断创新，我国势必形成更加明显的“科技突破—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人才集聚”的正向循环，即既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同时以人才培育和产业发展反哺科技创新，培育催生新质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中国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世界意义

吴奇聪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35年中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将不仅是经济成就，更是影响深远的地缘政治与文明进程。一个经济实力和治理能力跃升的中国，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引擎，为国际秩序带来新的均衡与变革契机。

中国经济体量的跃升将使其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之锚”和最大市场。届时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有望扩大至7-8亿人，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国。目前中国已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未来对高端制造、优质农产品、金融文化产品的进口需求将激增，给各国企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同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部分制造环节将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将更多提供资本、技术和中间品，助力这些国家工业化，推动全球产业链升级与再平衡。

中国跻身发达之列将加速全球权力版图的调整。全会公报在远景目标中新增了“国防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的表述，预示中国综合实力增强将转化为更强大的外交影响力和安全能力。国际秩序有望从西方主导走向更加多元均衡的多极化格局，中西方“共治”的全球治理模式逐渐成形。“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的感召力将上升。当然，大国竞合将进入新阶段：在前沿科技等领域中美竞争可能更加白热化，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但这也促使新的国际平衡逐步建立。

中国的成功经验将为全球发展提供新的范本。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将有力证明后发国家可以通过自主探索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种中国式现代化的示范效应将打破现代化模式的单一范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替代路径，即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长期目标接续推进与五年规划科学统筹相结合的制度优势，实现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继而深刻影响全球发展理念，引发各国对最佳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与探索。

“十五五”时期的核心驱动力从何而来？

龙臣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十五五”规划已为我们明确了下一阶段中国发展的12个重点方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将迎来系统性升级。在这12个大方向中，尤其值得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核心牵引。科技创新与解决“卡脖子”问题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科技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突破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展现出强劲的科技创新动能。相较于“十四五”时期，“十五五”期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在此背景下，“十五五”规划的要求更为明确，不仅强调“自立自主”，更着眼于实现高水平发展，重视科技水平的整体提质升级。

第二，扩大内需升级为关键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既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支撑，也是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砝码。2021年至2024年，内需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已达86.8%。具体来看，2024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整体撬动相关产品消费超2万亿元。从2024年发力的“两新”政策到2025年的持续扩围，已形成有效的政策接力。可以预见，未来内需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将更加突出，成为国民经济循环强劲动力的重要来源。

第三，绿色低碳转型构筑新增长支柱。绿色发展不仅是约束，更是新支撑。政府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我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率达11.6%，已达“十四五”目标进度要求。而有关机构测算显示，2024年清洁能源对我国GDP贡献率达10%。“十五五”规划将绿色发展内化为增长动力，把实现碳中和、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进程中。通过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等路径，美丽中国建设将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

第四，安全与韧性并重构成发展底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经济发展与安全已密不可分。在本次规划中，无论是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或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都表明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建设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以“航天强国”姿态迎接全球太空经济时代

金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在此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航天强国”这一表述首次被纳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任务，与“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等并列提出，标志着航天产业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地位的显著提升。这一变化反映出中国积极响应全球太空经济迅速崛起的趋势，正将航天视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引擎。

国际上，“太空经济”正在从国家安全领域快速向商业化、产业化方向转型。2024年，全球太空经济总量已达6130亿美元，商业收入增长占比超过八成， 预计2035年或将突破1.8万亿美元。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推动的“星链”计划、欧洲的IRIS²卫星星座计划、日本和印度的月球探测工程，都说明太空已成为全球下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核心“战场”。

全会提出“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要求“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这与航天产业技术难度大、环节多、过去对外依赖强的特点高度契合。从北斗系统全球组网，到空间站建设、深空探测、可重复使用火箭，中国正加速向具备完整太空产业体系的国家迈进。在国际竞争与高端技术封锁加剧背景下，明确“航天强国”战略，将有助于推动科研攻关、形成自主供应链、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并将扩大航天技术在通信、交通、能源等多领域的溢出效应。

“航天强国”是我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该战略的提出既展现出对科技突围的战略定力，也体现了对全球产业格局变化的前瞻判断。未来五年，航天领域有望成为中国培育未来产业、突破关键技术、构建战略安全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