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春天静悄悄的夜晚，很多人可能都没注意到，一个大事发生了。

9日晚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对外发布。

对于关心宏观经济政策的人来说，这个重磅文件可能显得陌生。文件的关键词是要素——包括水气煤电等资源能源，以及土地、劳动力、资金，还有现在时兴的大数据等。

这些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础，几乎与每个经济主体的利益都密切相关，因此对这个领域的改革如何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过分。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浙江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起步较早，这正是浙江经济得以在全国率先在全国掀起率先转型的新浪潮，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法宝”之一。

这些年来，浙江正是抓住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这根关键指挥棒，通过深化水、电、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以“亩均论英雄”，为浙江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为完善和有利的要素保障。

从全国层面来看，当前，我国商品市场的改革红利已经走入尾声，目前97%以上的商品价格由市场说了算，相比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成为束缚生产力的重要瓶颈。

面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中央层面出台这个文件，对于推动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具有重要指引作用。

这份静悄悄放出的文件，信息量超大，可以预见，必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其全貌，恐怕难以一言道尽，在此笔者从浙江乃至长三角各地的实践出发，有下面五个基本的判断。

产业用地混合发展成为重要趋势

浙江人多地少，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

40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想更好发展，必须在提高单位土地利用效率上做文章。无论是过去的低效用地二次开发、滩涂围垦和低丘缓坡开发利用，还是现在的“亩均论英雄”、标准地改革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探索。

特别是2013年发轫于海宁的资源要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亩均工业增加值、亩均销售等评价结果和能源、环保、信贷等政策相挂钩，大大提升了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

这些年，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用地混合发展成为重要趋势。

上海在2017年形成的新兴行业分类指导目录，就统计出225多种新兴行业。

以大数据服务为例，就包括数据探矿、数据化学、数据材料、数据制药等多种新行业。这些企业的用地管理，如果还是简单用工矿用地或者商务用地去安排会出现很多问题。

浙江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鄞州正在打造的未来工业社区，就是用新的办法解决老旧工业园区有机更新的问题，在工业用地中灌入科技、文化、金融等要素，实现研发、展示、商业等都市业态与工业制造融合，不仅提升了用地效率，还改善了城市形象。

本次意见中，提出“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顺应了这种趋势。

打破跨区域的户籍藩篱势在必行

同城化最大的制约是制度的一体化。

目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划，要求长三角地区在要素流动特别是人才资质互认共享等方面，探索行之有效的一体化制度安排。

以嘉善为例，目前嘉善70%的游客来自上海，但只有10%的嘉善人在上海工作、学习或者生活，到嘉善工作或者生活的上海人比例更低，其根源在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意见中提到“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体现了务实有序的改革观。

我国的户籍制度存在千年，有着十分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制度背景。目前我省已经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城乡户籍藩篱基本已经破除。但跨区域的户籍藩篱依然存在，特别是跨省域的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差异明显，严重影响了人才要素的流动。

目前各地都在建人才飞地、园区飞地等形式，实质上是应对户籍割裂的无奈之举。

推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可以在嘉善、青浦、吴江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试点，将对城市空间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布点乃至房地产市场带来重大影响，需要小步快走、逐步推进。

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我国资本市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投资者群体，投资者队伍达到1.5亿人，其中95%以上为中小投资者。保护投资者就是保护资本市场的未来。

“保护中小投资者”也是世行营商环境评估的十大指标之一，主要是衡量中小股东在关联交易和公司治理中的保障程度。

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我国排名全球第31位，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其中，“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排名第28位，一年大幅提升36名，体现了我国营商环境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成果。

从资本市场的历史演进看，各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投资者的参与和推动密不可分。

无论是18世纪末的“梧桐树协议”，还是“大萧条”后美国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

无论是20世纪中期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出现，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加强投资者保护都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共识。

我国资本市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偏向于“融资”，更多从融资者角度强调融资便利性和降低融资成本，对投资者负责的理念相对欠缺，一定程度导致内幕交易、虚假交易、操纵市场等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本次意见提出“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推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将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先一公里”问题

科技成果转化难一直是制约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瓶颈。

从国际经验看，目前美国的《专利法》对职务发明权属制度主要采用的是 “合同优先”原则，若双方事先约定，则按约定确定归属，在双方未签合同的情况下，则所有权归雇员。

日本也采用的是 “发明者主义” 原则，保护为发明做出贡献的雇员，规定发明该专利的员拥有获得相当金钱或其他经济利益的权利。

根据现行《专利法》的规定，我国职务发明所有权主要归承担单位所有。

虽然《专利法》也有“约定优先” 原则，但由于个人与单位的隶属关系，即使签订合同，个人还是要服从单位的安排。

雇主优先原则忽略了科研人员在科研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打压了发明人的积极性。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可以调动职务发明人积极性，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先一公里”的问题。

这里面细节很多，涉及到很多法律法规和情形认定的问题，目前四川部分高校 “混合所有制”，“先确权后转化”、“可转化权利”等试点经验值得浙江学习。

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意义重大

回顾人类过去数千年发展历程，生产要素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工业经济时代的能源和厂房，再到以数据和知识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的转变。

据IDC测算，从2018年到2025年，我国数据量将从7.5ZB增长到48.6ZB，占全球27.8%，远高于美国的17.5%。

目前浙江正在加快“最多跑一次”和政府数字化转型，打通部门间信息孤岛，实现了“掌上办公、掌上执法、掌上决策”。

本次疫情防控中，浙江广泛动员各类数据资源，通过“大数据+信息化“实现了人群精密智控和有序复工复产，探索出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子。

数据安全问题是数据治理的重中之重。随着数据资源越来越多，升维后的数字市场竞争在赋予企业更强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风险。

一方面，一些头部超大型企业掌握的数据资源甚至已经超过政府监管部门，存在形成数据市场“法外之地”的隐患。

另一方面，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有关社保、户籍、疾控、政策等海量数据正进行大规模的整合存储，这些数据一旦泄露，不仅会造成隐私曝光、商业秘密外泄，还可能造成调控混乱、决策失误和治理瘫痪等问题。

就此而言，意见提出“制定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安全审查制度”，意义可谓十分重大。

【作者单位：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